送 药 人
来源: | 作者:hkb980dd | 发布时间: 2020-02-18 | 3352 次浏览 | 分享到:


2月8日,元宵节。在这一天,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吃完象征着团圆的汤圆,传统的农历春节就进入了尾声。但没能回到老家浙江、留在武汉的申明,看了看窗外的天气,云朵层层,太阳偶尔洒下些许阳光。起床后,他一边听着疫情播报,一边准备亲自做些汤圆,也算是一个人过了节。

原计划申明下午要送一位A友(艾滋病病毒感染者,以下同)去武汉市蔡甸区金银潭医院取药。已经封城17天了,没有人能适应曾经喧嚣、叫嚷、闹哄哄的武汉变得安静、空旷、失去烟火气。而疫情并没有得到控制的迹象。

看着锅里的水花渐渐翻腾,手机忽然响了,临时又有另两位A友想上午去取药,社群组织的工作人员问申明是不是方便现在出车去接送。

申明算了一下时间,现在出门,从自己住的小区到A友的小区、再到金银潭医院,再返回,基本上就需要出发去接下午预约好的那位A友了。“这样也好,可以省下口罩,而且回到家里也只需要冲一次澡,比较省事。”

申明回复了信息,关掉火,开始穿衣服、防护服,戴口罩。而汤圆,等下回来再做吧。也许吃汤圆的时候,还可以和远在浙江的父母视频,“他们一开始很不同意我留在武汉的。”

不回家过年

提前一个月,申明订好了1月22日下午返回浙江的机票。在武汉一年半的时间,这是他第二次准备带着武汉特产回到浙江的乡下老家。一向喜甜的父母偶尔吃一点武汉的火辣食物,觉得挺新鲜有趣。

1月20日,正在整理行李的申明接到了准男友的信息,“你这两天怎么样?”申明先是一愣,上一次见面还是两天前,他们约在长江边散了步。两人接触三个多月了,彼此都有好感,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来确定关系。

还没等申明回答,准男友又发来消息,“我爸爸基本上确诊了。妈妈和我也都开始发烧。我们现在准备去医院,如果有床位就会住院了。”短短几分钟,对于申明来说,仿佛是很久以前那次高危性行为之后,被告知要赶快去做检测一般。

1月20日起,武汉市内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发热迹象。民众之间口口相传,这一次的肺炎来势汹汹。虽然那时申明还不知道这次的疫情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,但眼下他最担心的是需要赶快确诊,以便决定要不要回家。

1月21日。“我没敢去市内的医院,”当时申明还不确定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,“我选择了位于不算市区的金银潭医院。开车要半个多小时。去做了检查后,医生认为我没有感染,建议我在家观察。”幸运的是,直到今天,申明也没有任何感染的迹象。

申明成长在极为注重传统和家族团圆的村落,不回家过年,几乎等同于大逆不道。1月21日那一晚,他没有睡好。在别人看来不过是不回家过年,对于他来说是对父母的反抗,“他们还不知道我是同性恋,就算我不出柜,可能也面对着不结婚或者以后更多次的过年不回家。”申明想试试。

马上就三十岁的他,以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为理由不回家,也得到了家人的同意。

在退掉了机票的22日,申明做了一件换做以前一定不会做的事:他去了寺庙,为准男友和家人祈福,希望他们早日康复。

而这些似乎还不够。在1月25日,申明报名成为了一名专门接送A友的爱心志愿者司机。“因为我很幸运吧!报名的那一天,我就看到小区里小超市的店主发了朋友圈,说他那里还有口罩,我立刻去买了二十个。”他觉得自己准备好了。

你也是感染者么

1月20日后,武汉的天气阴雨连绵,这让很多人心情更加压抑。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奔赴武汉,不断加入对疫情的抵抗中去,申明在浙江老家的父母每天都在和申明联系,时不时还会埋怨他为什么要留在武汉。

而在申明承受着压力的时候,第一个接送A友的任务到来了。申明更没想到的是,在接下来的一周里,要开近五百公里,这几乎是平时两个月的开车公里数,“如果不是封城,武汉的交通其实很糟糕,经常堵车。”申明每天都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,只有周末偶尔才会开车去市郊爬山。

第一位A友来自上海,武汉是他这次长途旅行的最后一站,A友的计划是在1月23日下午回到上海。武汉封城,他被迫留了下来。

申明虽不是A友,但在他看来,A友在确定感染的时候,身体已受到重创,“如果再断药,意味着他们要面对第二次伤害。”这是申明对断药的理解,也许不够准确,但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害怕、忧虑和恐慌。

这是申明第一次载着A友去武汉市艾滋病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取药。那时他还没有防护服,能保护自己的只有口罩。



这位来自上海的A友虽然是第一次异地取药,但在打了很多电话后,他也提前完成了准备工作,得到了武汉同志中心的指导,进一步联系到了金银潭医院的医生。这也几乎成为了每个异地取药的A友要经历的准备过程。

申明将车开到指定地点时,A友已经站在路边等待了。那天申明戴了三个口罩,后来这让他有些心疼,毕竟口罩是珍贵的防护物资。那两天在接送时,申明会将驾驶位的车窗摇开,关闭车内空调,让空气流通起来,减少疫情感染的概率。

申明到了医院才发现,艾滋病门诊并没有和发热门诊在一起,而是单独位于走廊的尽头,甚至不需要经过发热门诊。

1月26日、27日,武汉的天气依旧阴沉,时不时下着小雨。武汉同志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得知申明的情况后,为他送来了防护服和口罩等防护用品。

从第二次接送A友前往金银潭医院起,申明不再像第一次那样紧张。他会陪同病友走到走廊尽头,然后在艾滋病门诊的门口等待就诊和取药。

三四次后,申明甚至可以告诉这些因为封城而滞留在武汉的异地病友,“沿着这条走廊走到头,最里面的就是门诊,在那里取药。”

由于疫情的影响,艾滋病门诊的医生不断提高效率。一些常规的一线二线药物组合可以直接在门诊领取。特殊的药物需要医生开出处方的,耗时会久一点。但通常都会控制在每个A友在十五到二十分钟内能够拿到一周到半个月的药物。

最多的一次,申明载了三位A友前往医院。那天,有五六位武汉本地的A友也在门诊就诊和取药。申明在医院门外等待了一个多小时。

为避免飞沫传染,通常A友们在车上是不会讲太多的话的。反而看完门诊、取到药物以后,一方面要等待其他人,一方面得到一周或者半个月的药物供给后心情也轻松了些许,大家会站在比较空旷的地方聊聊天。

“你也是感染者吗?”几乎每一个A友都会问申明这个问题。

“我不是。”申明老实回答,但他认为,对于A友的关怀,不应该只来自于A友本身,艾滋病只是一种慢性病,“大家都是普通人。”


“我把你删掉了


疫情、封城,成了压在武汉人心上的巨石。对A友来说,又比别人多了一样:艾滋、断药。很多滞留武汉的A友,哪怕是本地人,也经常夜里睡不好,心里总像有事。也许申明不愿呆在家里默默承受封城带来的无形压力,也许他觉得忙碌起来会让人心里更加轻松。

2月1日,在已经接送了十余位A友取到药物的申明眼中,封城十天的武汉更显得安静和困苦。路过汉口解放大道,除了路边大楼上面写着“武汉加油”,几乎没有什么灯光。最繁华的武广商场只留下了一块广告牌还在亮着,其余的地方一片暗淡。武广大楼没有点亮的2020装饰,是之前跨年的时候装饰的,很漂亮的外墙灯饰,现在仿佛被撕落了外套,孤零零地立在阴冷的天气中。

这天,申明从社群组织处得到的最新任务是接送一位异常安静的A友。这位A友全程带着防护镜和口罩,身穿防护服,言语极少,一直沉默着坐在后排。等到A友取到药物、返回家中,换做别人都会轻松很多,但他仍然表现得异常紧张。

在接送A友取药的过程中,申明不会主动询问对方的姓名,更不会打听其家庭住址。一次,申明到达了A友指定的小区门口,等了近二十分钟,对方才磨磨蹭蹭地出来。从那一次开始,申明会主动添加要接送的A友的微信,避免失联。毕竟正如同一位志愿者司机说过的,“我们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出来的。”

回到家,申明正在做饭的时候,这位异常沉默的A友忽然主动联系申明,客客气气地说了很多道谢的话,申明还没明白他的意思,对方忽然说道,“我把你删掉了。”

申明觉得很委屈。虽然做志愿者不是为了让别人感激,但这种不信任感让他今天的奔波似乎有些可笑。“也许他自己也接受不了感染了艾滋病,也不希望像我这样的陌生人知道他是一个A友。”哪怕别人什么都没做,对内心十分惶恐的A友来说,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。

申明没有告诉准男友自己做志愿者的事。这段日子,准男友和家人都入院治疗。“他平时很少看手机,大部分时间我们就是在微信上约好见面的地点,”申明说,“这一次,我却只能在微信上陪他。我不敢告诉他太多不好的消息,怕他更有压力。每天我都是把治愈人员的数量、看到的一些能鼓励人的视频发给他。”

一开始准男友发烧咳嗽,身体不舒服,每天最多回复三五条信息。到了1月底,他逐渐康复,“也习惯了在微信上和我聊天。这也算是这次疫情改变了我们俩的交往模式吧。”

直到2月3日准男友出院,申明才告诉他自己做志愿者。

“要不要我去接你?你们去住院,你也没让我去送。”准男友拒绝了,“现在你安心去帮别人。”

我想留在这个城市了

随着封城,武汉市内各区逐步封闭。不同区域之间需要通行证才能开车通过。2月4日,申明要接送两位A友。在他意料之外的是,第一位A友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,坐在后排。第二位A友同样超过了五十岁,见到后排有人,便坐到了前排申明很佩服他们,“这么大年纪的人,都不是武汉本地人,而且也不会讲普通话,但却能够通过他们户籍所在地的社群组织,绕了不知道多少个弯,最后联系到武汉相关社区的工作人员。”

两位老年A友一路上不停地对申明说着感谢,坐在前排的老人还掏出一包烟,要送给申明。申明忙拒绝了。等到两位老人在申明帮忙用普通话“翻译”下,分别开好了药物,又不约而同地站在金银潭医院门口,第一时间给之前帮助过他们的爱心人士一一打电话道谢。申明被这两位老人感动了。“很多老年人和对网络不熟悉的人,在疫情中是最容易被忽视的,因为他们无法发声。这两位老人,虽然素不相识,但能看得出,他们这一次真的是被逼急了。”

与老年A友的彬彬有礼相比,申明送的A友大部分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甚至还有20岁的小孩子。这位小孩子在申明送他回到家后,主动要求加微信,在2月5日,小孩子忽然联系申明,“我和家人吵架了,能不能把我接出去?”申明很诧异,“你怎么了?这个时候不要出来,家里人会担心的。”但小孩子接连几天不断地联系申明,表示想来他这里住。最后,申明被逼的没办法,只能保持沉默。

有时候,申明回到家会觉得很疲倦。他很想休息一下。可第二天接到工作任务,依旧会穿好防护服出门。“听说现在摄像头如果拍到私家车在外面行驶,可能以后要扣分吧?”申明说,“都是大家传的消息。可我想自己反正已经出去开了这么多天了,就继续接送A友吧。”

2月8日,一直到夜里九点多,申明才忙完回到家中。厨房灶台上的锅里,盛着的还是早上出门前烧开的水,现在已经凉了。他重新点着火,虽然是元宵节,想自己亲手做汤圆,但回得太晚、肚子太饿,最终还是下了面条了事。这是他第一次在元宵节没有吃到元宵。

还是有开心的事的。这一天,申明给准男友送去了口罩和托人开出的药物。两个人在距离小区门口几百米的地方见了面。虽然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,申明还要忙着去接其他A友,但见到准男友出院后精神不错,申明的心情轻松了很多。

进入2月以后,申明每次路过长江,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。江水依旧滔滔奔过这个城市,黄鹤楼沉默地矗立江岸,凝视着人口过千万的武汉。这些天以来,四处奔波接送A友的申明愈发对武汉三镇的庞大和繁杂有了深刻的了解。虽然长江大桥上的景观灯已经关闭,但是路上的灯光还在亮着。

申明不是一个很容易感伤的人,但这段日子里武汉的沉寂,让他觉得这个城市似乎蛰伏了起来。“我从小就在浙江长大,又在福建读了大学,”申明说,“最开始来到武汉工作,看到有人摔公交车的门、在地铁上打架,真的不太适应。感觉这个城市真的太生猛了,生猛里带着粗鲁。”

但疫情到来,因为种种原因,申明选择了留在这里,还成为了一名接送A友的爱心志愿者,“我想留在这个城市了,等疫情过去,也许会买个房子,在这扎根。”而做爱心志愿者接送A友,他说,“我会一直坚持到不再需要我为止。不再需要我就最好啦。”

文中人物为化名
采访、撰文 | 吴楠